[33]只不过是，他们觉得病在法的渊源，而相信籍由一部法典即可匡正之。

[19]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这些情况既说明了在中国法学学术研究领域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与机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重要的学术与实践背景。

[21]但究竟何谓之新并不清楚。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之所以逐渐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学术评价制度与评价机制，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中国学术界渐渐地滋生了比较明显且有蔓延之势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行为不端、学术道德和学术伦理缺失、甚至出现明显的学术腐败等现象，这不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中国学术公信力危机，也直接地导致中国学术形象的社会观瞻受损，特别是更为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事业。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法学必须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必须善待政治，但中国法学也必须摒弃以政治意识形态思维和政治宣传态度来对待法学学术研究的政治思维惯性，而逐步确立起以学术的方式、思想的方式、理论的方式来对待政治的良性关系。法学的发展与法学学术研究的进步也同样遵循着上述逻辑和规律。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同样必须高度重视学术规范问题，重视法学学术研究规范化地利用学术资源，重视学术思想表达的规范性，重视学术研究成果中学术引证与注释的全面性、准确性、规范性与权威性，等等。

再例如，深圳市人民政府五届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人民政府第252号令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共厕所应当文明使用，禁止以下违法行为：……[四]在便器外便溺，立法者完全没有考虑基本常识，比如男女老少便溺是否有别、究竟是否在便器外便溺如何取证，专人监督与安装摄像头监督是否侵犯公民隐私权，如若考虑这些问题，该条款又是否真正有效……深圳的这部立法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尿歪歪法律。然而，近年来，一些法学学者却在法学学术研究的认知和行动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即他们强调法学研究的法学的专业性与职业性的特殊意义，要求建立、加固、拓深法学的专业性栅栏，也就是认为法学研究是职业法学学者的本分，非法学的学者作为外行不能也不应该进入法学这个学术领域，进而，不少中国的法学学者特别强调应该高度重视在法学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法学学术研究成果，并要求区别对待在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法学学术论文和在非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即非法学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和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法学学术论文。强世功认为，仅就不成文宪法的渊源类型而言，不仅有类似《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样的规范性宪章，而且还有大量的宪法惯例、宪法学说以及宪法性法律。

一党宪政是白轲的提法。48，拉维奇：《美国读本》，陈凯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十、中国共产党按照执政党的要求派遣干部到各级立法、司法和行政各部门，级别可以到县级，其他则完全按照公务员体系运行。按照实效主义制度方法论，我们首先需要确立立宪党导制的价值。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立宪党导制 适度赋权论 实效主义 共同自由 双层民主 三法一体 党导政分 。第五章 立宪党导制不是什么？ 自立宪党导制提出以来，人们对立宪党导制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误解，有必要对其中几个大的误解进行澄清。

]陈云良和蒋清华最近也提出宪法+党章的复合宪制概念。立宪党导制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遵循法治的公开透明公正原则，是一种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改良的宪治之路。[9].陈云良、蒋清华：《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3期。7，《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人民出版社，2013年。

14，《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王培英 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47，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张聚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42，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考虑到郑永年和陈云良等的文章都发表在我们之后，我们可以推论，这些学者对立宪党导制都是认同和支持的，该些文章的发表也是对我们的观点的呼应。

5.4 实证的、规范的还是实效的宪政？ 怎么看待中国当下的宪政状态？有三种不同的思路。这就好比一个人偶尔去了一个富人家，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羡慕得很，回家后面对自家的茅草房就没有了自信，于是模仿富丽堂皇的房子做一个纸扎的房子，纸扎的房子自然只能看不能用，自己还住在茅草房里。

19，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我们只有在未来制定的第五部宪法中明确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起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隐性的立宪党导制才能成为规范的立宪党导制，才能构成与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并列的三大宪治模式之一。

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发达国家时普遍面临这样的困境。22，范进学等：《民主集中制宪法原则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52，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3].本部分参考郭道晖教授的论述：《党的权威、权利与国家权力》，见《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334页。但是，中国在1982年将这种党国宪政体制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一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的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白轲的研究在理论深度上比强世功进了一步，然而白轲也主要是基于实证研究思路，所以不能提出规范性的中国式宪政模式。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现在我们只能基于立宪党导制的基本原则提出几个原则性的规范。45，贝克尔：《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第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单列一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与国家机构之间。44，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所以共同自由中更多偏重于积极自由，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每个国民应该赋予给中国共产党明确的领导权，在党导政分体制中偏重于党导体制。政治宪法学在欧美有深厚的传统，宪法本来就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只不过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界将宪政唯一模式化为规范宪法学。

[7].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载于《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强世功明确提出：如果我们真实地考察中国宪政体制的运作并将其与中国成文宪法的文本相对照，就会发现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背离。然而，中国的法学界令人啼笑皆非，每每美国联邦高院有一个什么判例就热火朝天地叫卖，关心美国比关心本国多，似乎了解美国比了解中国更多，基本上是假洋鬼子，自以为高大上，实际上是典型的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29，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立宪党导制的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结合。当然，这不是为了描述一个历史经验现象，而是从中发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宪法规则或宪法规范。

党主立宪是一种民主制度与党主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政体，而非立宪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意味着是社会主义旗帜，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所以毫无疑问需要现代化。

如果说立宪民主制代表了理想的宪政模式，各种形式的立宪君主制人们也能认可其正当性，立宪党导制为什么就没有正当性？。第六、总纲第二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宪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证分为法律实证主义和社会实证主义。我们既没有必要固步自封，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突破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也已经突破了工农联盟，我们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好。[5].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我们能否真正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就在于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合理的法定的划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立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人民主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存的新型宪政？。

中国现实中不成文的根本大法或者说宪政实践的的确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很大不同，所谓的中国不成文宪法确确实实有效，然而我们不能匍匐在地面上为这种不规范的不成文宪法做正当性论证。34，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43，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法律是一种理想，通过规范实现良善的生活，但法律不能规定人们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那样的话，法律就会流于形式。